看叶桢吵架很有意思。这个姑娘对那人说：“沒看到沒人搭理你嘛~你急了是吧 這種方式都讓人沒注意你 出乎意料了吧.你就是典型的80年代末端個小椅子磕著瓜子坐著不嫌屁股疼在那口水四賤的說家長說家短的小市名.我從未把自己當回事,現在是你讓我現在就把自己當回事了……”其实话都挺无聊的，我咋看得这么起劲儿，我也太无聊了。好在她就吵了这么一次……

 

     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看吵架，怪不得twocold同学一吵点击率就高，大家都去看，《南方周末》都去看。

 

     我不是喜欢看吵架，是喜欢看狗向人吠，人是怎样打狗的。幸好没有太多时间看这个，不然多少年前就被鲁迅先生鄙视过了。

 

     我不会不敢也不想吵架，没那个本事。一吵眼泪肯定先不争气地跑出来挡道，准备好准备不好的理由都没有力气了。

 

     这个情况在我跟sisi的儿时吵闹岁月屡试不爽。有时候吃饭间眼泪还在吧嗒吧嗒。妈妈厉声说：“洗把脸再过来！！”到水龙头那边先狠狠抽泣几声，力图把泪流干，回到饭桌已经是眼睛红肿，小脸也发烧一样。妈妈又说：“这个孩子，不能说她一句。”其实我心里委屈了，根本就没想哭这么厉害，止不住呀，太没出息了。

 

      我想这个性格是随姥爷，小小的人儿老跟在慈祥善良的姥爷后头，看多了他无比温暖而脆弱的性格，那时的他就见不得人吵，看到别人闹气就两边劝，仿佛错的是自己。现在想想，那么他，很容易受伤吧，不相干的事儿都让他痛心哇。

 

     脆弱的灵魂不能吵架，一吵就流泪，那是心灵哭泣。

 

      不把话题留到明天了，至少不能留到后天。

 

      历史疑案往往只能通过现实来诠释。

      1999年11月，中国文坛突然出现了一个“王朔战金庸”的新闻热点。我对这一“热点”一直不大热心，因为当时还是的啥都不懂的匆忙的高中生哪。

 

      偶然见到韩石山批王朔的文章，文章题为《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文章的主题是：王朔批评金庸，说明王朔不走正道儿——“本来绝不相干的两个人，王朔硬要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从文学品格上说，王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正气，而王朔则以自己获得的声誉炫己骄人，其糊涂直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韩石山这批评逻辑似乎是：只有同一人品的人物才可互相批评，否则便是不是正道。韩石山尽管知道，“王朔针对金庸伤口的几点批评，不是全没影儿”，但却强调，“王朔批评金庸这些话，如果是前几年王朔人气最旺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奇怪，也很好理解，”可如果是在王朔的新作《看上去很美》砸锅了，成了“告别演出”之时再来骂金庸，就是“如果说先前还是卖武艺的话，现在就是打莲花落了”——韩石山这里的批评逻辑似乎是：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兴盛之时批评人，如果是失败者批评有势者，就是违反批评游戏规则的打莲花落，而不是比武艺了。人一走麦城，是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物的。批评权属于走运得势人。

 

      所以韩石山最后结论道：“从王朔的言论中我嗅出了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味儿。’他的嘲讽对象，几乎全是对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的。”“王朔不是个蠢人，挺聪明的。若认真人读书，走正道儿，未必成不了大作家。我在一篇文章里还说他有大师品格呢，算我走了眼。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在韩石山眼里，金庸等同于一切正派文化人、知识分子，王朔批评金庸，类乎文革“红卫兵”的东山再起——这是否更像“红卫兵”的“上纲上线”？

 

       真是不敢苟同啊！

 

      我对王朔、金庸的文字都读得不多，都不是很喜欢。不过我倒是喜欢《看上去很美》。

      韩石山批王朔的要害是，批评人要有资格，要有身份，要门户相当，这样一来，会成什么局面？

 

      当年王朔批金庸，其真意是要奋勇打破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与门户制！而韩石山批王朔，则是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第一种动物暗示你希望成为这种动物的性格，第二种表示在别人眼里你啥样子，第三种代表事实上你的生活状态。大伙儿按号入座哈哈。

 

      网络 “高寒”博克仗好像打得差不多了，从白烨到陆家父子，应该不算是“文人相轻”，轻的内容很比不得过去的大家。也罢，就把范围扩大下。

 

      想起来鲁迅先生。

 

      若有人问，鲁迅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文人相轻”可能是一个。在鲁迅逝世的前一年——1935年，鲁迅一连发表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1935年4 月14日写《“文人相轻”》，1935年5 月5 日写《再论“文人相轻”》，1935年7 月15日写《三论“文人相轻”》，1935年8 月13日写《四论“文人相轻”》，1935年8 月14日写《五论“文人相轻”——明术》，1935年9 月12  日写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的观点很鲜明：反对以“文人相轻”之罪扼杀文化人之间的尖锐批评——“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全集》6 卷P335. ）

      通观《鲁迅全集》，就一个问题，不到半年连发七论，甚至有一天连写两论，这是绝无仅有的。虽然鲁迅在1935年写过九节《“题未定”草》，但其实只是三篇文章：《“题未定”草》（一至三）、《“题未定”草》（五）、《“题未定”草》（六至九），而《“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见《鲁迅全集》6 卷P391）；1936年9 月写过七篇《立此存照》为题的杂文，但那并非就一个问题的连续深入论辩。

 

      当然数据是参考滴，还没有读先生到那个份儿上。
      只是鲁迅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时机，如此关注“文人相轻”问题呢？不明白。